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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子不语》中的儒家君子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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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子不语》是清代三大笔记小说之一，包含一千多则小说，所描写的内容多为康乾时期的社会生活，作者袁枚取书名自《论语》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。小说中多处表现出儒家君子观，显示儒家君子文化在清初民间社会的普遍接受。主要表现为三点：第一，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；第二，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；第三，“君子不忧不惧”。
第一，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儒家认为“义”和“利”是相对立的，“义”是更高的价值追求，君子不同于小人追逐“利”，君子更看重富有理想色彩的“义”，真正的君子面对“义”和“利”的冲突时，选择牺牲“利”而守护“义”，把“义”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。对“义”的追求可以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牺牲精神。《子不语》卷二十《沈文崧》写高邮沈文崧在山东沾化做官，他的同事父母年老，没有别人替自己奉养双亲，同事接到调令去西藏出公差，沈文崧知道同事难处，请求替代他去西藏工作，沈文崧的行为表现出“君子喻于义”的高贵品质，赢得了同事的尊敬，“闻者无不惊其高义”，后来他在西藏得到神的护佑度过危险。这种情节安排也间接说明袁枚对其君子品格的肯定。不仅是为官的士子，《子不语》中平民也表现出追求“义”的君子品质，卷三《火烧盐船一案》中严某是普通平民，乾隆年间，镇江修城隍庙，他和高、吕共同管理记账簿登记民众的捐款。严某记账的时候，有妇人捐款五十两，要求匿名，高某和吕某想平分钱财，但是严某坚决反对，面对“利”选择遵循“义”，后来这件事在阴间事发，严某被请到阴间问明原委，袁枚借“大帝”赞美“严某君子也”。
第二，“言必信，行必果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儒家强调君子言行要谨慎，对自己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负责，一旦承诺定要付诸行动。《子不语》卷十二《鬼幕宾》中的王生跨越阴阳两界实践自己的承诺。王生在关中游幕，他和友人在城隍庙赏菊花，拿了一枝让仆人送给妻子，朋友说菊花是城隍神前之物拿走不敬，王生承诺帮城隍处理公文作为拿走菊花的补偿。第二年，王生被请到阴间，城隍神提起王生的承诺，王生欣然处理了“积年案卷”，并且尽心尽力。王生践行诺言，表现出“言必信、行必果”的君子品格。市井人物也同样表现出对承诺的重视，卷十五《借棺为车》中张元公是个绍兴布行老板，他聘的陕西伙计孙某谨慎、勤劳，帮助他赚了很多钱。几年后孙某想回家，张元公强留并承诺，“果死，必亲送君归，三四千里，我不辞劳。”第二年，孙某真的病死，张元公践行自己送孙某回家的诺言，从绍兴到长安。张元公虽是小商人，但也表现出重承诺的君子品质，看见儒家君子观中的“言必行”得到市井社会的普遍接受。
第三，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儒家君子观中“坦荡”的含义是多重的，既可理解成面对人生的达观，又可理解为面对问题时的客观、坦然。《子不语》是志怪小说集，很多人物面对生死和鬼怪时表现出达观和淡然的君子品质。卷十二《棺床》中写沈秀才的父亲每日躺在棺材里睡觉，沈父平日生活就“一切达观”，认为死亡是人的必然结局，应该坦然面对，于是在七十“古稀”之后就做了寿棺，在棺材里放置被褥，每晚睡在其中。沈父具有达观的生死观，表现出君子品格。卷一《蔡书生》中写杭州蔡书生明知是鬼屋坦然购买自居，夜半见到女鬼脖子里挂着红布要结梁自尽，蔡书生表现的很淡然，没有恐惧之色，女鬼又挂了一绳，让蔡也上吊，蔡书生伸出一只脚挖苦女鬼自作聪明，女鬼听完大笑，跪拜而去。这则幽默鬼故事中，蔡书生的魅力就在于他一反常人面对鬼的惊恐，他坦然地面对鬼，说破鬼的伎俩。面对问题表现出冷静、淡然。袁枚对蔡书生的描写也透露出他的赞许，君子对任何问题、环境时都应以坦荡、豁达的态度面对。
《子不语》体现了儒家君子观，“义”是君子的行为标准，“言必信”是君子理想人格的具体化要求，“坦荡”是君子面对问题应具备的淡然态度。《子不语》中所表现的儒家君子观，一方面反映出儒家君子观在清初的普遍接受，另一方面，袁枚以志怪故事表现儒家君子观，有助于读者深入浅出地理解儒家君子观的深刻含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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